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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地震 (1人在浏览)

化骨绵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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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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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ew.news.qq.com/a/20080524/000002.htm

双面地震

“把那个底色调成灰的”、“花上面加一片绿叶?嗯,很好”――我在和页面设计人员商讨着,这是一个祭奠地震遇难孩子的页面,“要从中看到希望”,我一开始就这样定调,但是我看到第一版设计的时候,不禁皱眉――“这毕竟是一场悲剧,打个比方,我要看到绿色,但那也应该是冬天里的松柏,你不能直接就搞成花繁叶茂的春天”,我想要一个绝望中带有希望,但欣慰中又不能忘掉悲情本色的感觉。

就如同眼前这第一版页面,最近我只是看到了太多的希望,这些希望被施以浓墨重彩,描写的具体详细,而悲情呢?不是没有,只是大开大阖,非常抽象,特别到这几天救生收尾,看那电视,已经不是“悲情中的希望”,而是有向喜剧转化的征兆了。


在我上第一堂新闻培训课时,讲师就反复强调“温暖”,我记下了,并且循此发现了一些很好的报道,最近一次留有深刻印象的是06年一篇采访克拉玛依大火时一位在场领导的,当年及以后的十几年,不管是媒体还是人们的感官都被“让领导先走”占据,却没人知道不是所有领导都先走了,也有领导指挥疏散,落下严重残疾,还遭遇牢狱之灾。这篇报道就让我感觉“温暖”――人性没有灭绝,黑暗中也有光辉。


回到这次地震,我看了无数报道――影像的、文字的,老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恍然大悟,感情记者们都忙着寻找“温暖”去了,至于悲剧,只知道“很惨”,缺乏具体的、有感染力的描述。


这里我要说,随着经验增长,我慢慢发现那堂“温暖”课有问题,新闻的本质,其实不是发现“温暖”,而是发现“不一样”――在坏事中寻美,在好事中揭丑。所谓发现“温暖”,大抵是因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般是假丑恶,所以要从中发掘出真善美,更能吸引读者。


大灾难即是大悲剧,但人的眼睛需要看到不一样,于是人们努力发现悲情中的温暖、绝望中的希望、无力中的有力、黑暗中的光辉,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将记录变为抽象的悲剧+具体的感动,悲剧也应该是具体的,不能用宏观的寥寥几笔带过,就步入“好的方面”。


本来,媒体会自觉地去做这件事,记录感动的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去挖掘丑陋,寻找“你所不知”的“另一面”,所以最终我们就从“双面”的平衡中去接近真实。但是,有了“舆论导向”后,这样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连我这个干这行的都“中毒”了。


黄思雨,一个初中女孩,媒体给她以“坚强”、“勇敢”的面貌,我当时看了也暗赞――“这个孩子真勇敢”,没过两天,又在《南都》上看到描写一个孩子的,说“她躺在成都华西医院,病房谢绝打扰。‘余震、风雨,还有闪光灯,都会让她烦躁’,负责看护她的志愿者、重庆姑娘但文静挡在门口,拒绝采访的态度,像保护奥运火炬一样坚决。心理干预试图进行,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成功接近过黄思雨。她总是说,‘走开’”。


“黄思雨”,这不就是那个勇敢的孩子吗,可现在很显然:她的心理有了大问题。我拍一下脑门:一个小女孩,父母下落不明,很可能会成为孤儿,失去了一条腿……。什么“坚强勇敢”,在残酷事实面前这些说辞虚弱不堪,我甚至想到了灾难之神对人类这点嘴上的不服软发出耻笑。当然,我不反对你用任何美好的词语去安慰伤者,但千万别搞成这样――请看《截肢少年马聪》。而对于我们这些没受灾的人,就少点精神按摩吧,让我们体味个体的真实命运更好。


遗憾的是,我目力所及,竟然只看到《截肢少年马聪》这样一篇详细描写个体命运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记者们还停留在记录灾难的阶段,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灾难中个体的生离死别。救生工作结束后,灾民的个体描述就少了,只看到哪里复课了,哪里的安置点添了风扇,然后听了很多“重建家园”的声音,但这声音里没有灾民的看法。仅有的一点描写,其中多半篇幅用在了孩子身上,你想看孤老的、中年人的,很难找,找到了也基本是按部就班:灾难中的坚强+对未来有希望,也就是说把个体命运融入到“汶川挺住、四川雄起、中国加油”的国家、民族叙事里,或者说把国家意志强加到了个体命运中。


很显然,我们对灾民聚焦不够,而对没受灾的人又安慰过多。当我们说“守望相助”时,其实是没受灾的群体在“守望相助”,灾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当我们说“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时,你的表现让我觉得你还是你,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怒吼着质问“为什么没有预测(当然科学的讲地震还无法预测)”、“豆腐渣工程害死我儿!”,而不会说“让我们先放下批评”;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抱怨“为什么五天都没人送吃的来”,而不是“很周到、很满意”;如果你是汶川人,你会催促救援的人“快点,为什么这么慢”,而不是称赞“神兵天降”,“有序有效”。

当然,这不怪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悲剧的具体细节,没有接近真实的报道,又如何能与灾民“同呼吸”?如今,与灾民“心连心”更不可能了,因为从电视上看,仿佛他们的苦难也随救生工作的结束一起打住。而人们喊着“中国加油”,迅速的走向振奋民族精神的新起点。


坏事中可以挖掘一些亮点,坏事可以推动一些进步,但灾难的苦痛,最终还得由具体的个体承担,那些亮点和进步掩盖不了他们的实在痛苦,我们局外人能分担的也微不足道。一出无奈的悲剧,才是本质。


那么那些感动呢?我要说,除了像“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下来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这样明显编造的,记者们写的感动故事也未必可信,但我可以肯定:真实的感动一定无处不在,一定数不胜数,是的,少了才怪呢。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善良被召唤出来有什么奇怪的,连一些平时鱼肉乡里的地方官员,那面目也可亲可敬呢,但这毕竟是“扭曲”的状态,“扭曲”很快会复原,大灾难对人性的洗礼会维持多久、改变几何,未可知呢。即便是在人性向善的大基调下,“世间百态、人性百态”的本质也未改变,那些趁火打劫、借机揩油的还少吗?


“叔叔,你先救他们吧”,这样的新闻大家一定看过,好像还有“叔叔,我将来要考军校”,这都被当作孩子的礼让和坚强加以赞美,但在另外的版本里,也有相反的情形:两个男孩被压在川北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男孩消极的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当然,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恶劣。


在死亡威胁面前,有礼让,也有如抢物资、抢逃生路,这都有报道。


至于奇迹,本来是最悲的一节。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当然是后者。但如果你的眼里只有那几个生还者,那感受就相反了,你甚至会把这当成喜剧和胜利,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


奇迹意味着死神对极个别手下留情,而对绝大多数照单全收,这几个“意外”让我们得意忘形,甚至以为夺取了死神的主导权,说出了“胜利”的昏话。而实际因为救援难度,因为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因为救援不能及时展开,尽管有90小时、10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奇迹,但整个局面还是没有脱离常态:第一天,这里呼救声此起彼伏;第三天,一切都归于寂静……


电视画面里不断播放奇迹,但要认真回想一下,好像播来播去也就那么几个镜头。但每当一个被压的人从废墟中被托出,看着几十双手做出伸向他的动作(我甚至阴暗的想,抬一个人需要那么多手吗),看着白大褂一拥而上,输氧的输氧,吊瓶的吊瓶,我还是觉得我们很好很强大,直到看了“陈坚之死”。这是四川台的节目,那位小伙被实实的压在预制板下,记者在有条不紊的采访他(看着他被压的情形,我真想跳进电视里揍那个记者,但看他神志清楚,说话正常,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我觉得这人不幸中万幸,捡回一条命。但接下来急转直下,他最终被救了出来,嘴里不停的哼哼,但他身边没有白大褂,没有吊瓶,不一会,还是去了。后来我看专家说被压得久了不能突然把重物移开,我不知道救援人员知不知道这点,可即便知道,他们身边没有医护人员,也是白搭。这段节目让我知道了其实我们不好不强大,事后有报道显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救出后没人管,最终还是走了。


有幸的是,我想看到的报道并未绝迹,但比例远远不够,以至于不是我这样的媒体人,可能脑海里永远不会有奇迹旁边万骨枯的景象。
 
http://news.qq.com/a/20080522/002662.htm

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


【死亡之弧-挣扎与求生】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5月13日上午7时,温家宝强调,务必要在当晚12点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23时14分,武警驻川某师200人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灾队伍,而之前的33个小时,孤岛里建立了怎样的秩序?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 seconds.this is live or 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


“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凤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成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关键时刻武警杨建全把所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建全和桃关村村支书将水和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老伯等“外来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关照。


之后临时指挥部开始募集民兵,第一天有4个人报名,第二天经过动员有二十多人,抢粮的人和保粮的人全是住在附近的工厂职工和村民。


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衣不蔽体,厂里把厂服给大家穿,导致大家服装差不多,为分清阵营,巡逻队用暗号判断来人,比如13日晚上的暗号是“国泰民安”,巡逻队问来人:国泰,来人要答:民安,否则就是另外一拨来抢粮食的。


这些由杨健全组织起来的巡逻队拿着铁棒、菜刀、木棍,袖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头戴红色头盔。要抢东西的那拨人气势汹汹,老是说没吃饱,他们说自己没分到配给粮,结果同厂的工人说,明明给你们分了。当地有个警务室,但警察已在地震中失踪。


村里4口锅,按单位轮流做饭,闹事的十多个人,别人做了饭,他们也要吃,把饭勺都抢掉了,让别人吃不成。


杨建全让4个武警把领头的“老黑”控制起来,他很凶,说老子饿了就要吃饭,杨健全说必须按秩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吃。


其他闹事者也蠢蠢欲动,局面一触即发,杨把“老黑”捆了起来,掏出麻醉枪指着他,“老黑”说:你有种就把我打死。杨对着他鼻子打了一枪,“老黑”一下老实了,武警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去。


杨健全让宣传股长王洪志给他做思想工作,一是拉近感情交朋友,跟他讲这个时候跟大家作对不好,“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要讲良心”。


后来“老黑”的老婆也来了,又跟他老婆讲道理,让她劝老公不要在这里闹事,然后杨健全又把闹事者和可能闹事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我们组织了两百多民兵,昼夜巡逻。”其实民兵只有二十多人。

寻找秩序


桃关村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每天在挨饿。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要接济几百名受困游客和过路人,抢粮的团伙还虎视眈眈。


后来又来了一个武警,满嘴是血,受伤了不能说话,但他的出现,让形势变得微妙,抢粮的以为是开进桃关的先头部队,他们自身也很快弹尽粮绝,不愿受困的都离开了桃关。后来那个武警能说话了,才知他也是碰巧路过,被困在那里。


地震后,汶川县城也断了供给生命线。县委书记王斌清点粮库后发现库存很少,关键是一大部分是原粮,即没有剥皮的稻谷,要剥皮必须有机器,但没电,这些原米成为摆设。


一片混乱的汶川县城,王斌也担心出现疯抢哄抢,局势失控,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到人群中有目的地做工作。清理人数,做安抚工作,出现大灾,但要求大家都不能慌,到指定地点休息。


在这一非常时刻,县里动用了武警、消防、森警和武装部人员,在银行、百货大楼等重点地点守护。


王斌透露,的确有人违纪违法,哄抢、扰乱社会秩序、故意制造恐慌,现在处理了四个人,他们有的煽动别人去哄抢,有抢百货商店的,有在人家房屋里盗窃的,有制造谣言的,本来要往山上疏散的,他突然又说山上在垮坡。


空降物资是第三天。5月14日,空降很不成功,只收到3样东西:两箱矿泉水,一点食品,七顶帐篷。


天气原因,峡谷一直刮大风,空投效果很差。汶川到理县的公路打通前,县城最紧张的时候,只有1万斤粮食储备,够县城人吃一顿饭,而且是在前几天全县所有人每人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情况下,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粮库告急的不止是县城。5月16日,在离汶川县城18公里的三官庙村村口,19岁的小伙陈忠在地震时没流过一滴泪,但爱犬“灰狼”被打死时,泪水夺眶而出,镇上的民兵先用绳子将狗绑在公路护栏上,然后几个人一拥而上,用铁棒和棍子将“灰狼”打死,再然后拉去烧了深埋。


人都吃不饱,狗更吃不上东西,饿得没办法,去埋死人的地方,把土扒出来要吃死人,还出现狗咬活人的情况,恶狗尤甚,镇上怕狗传播疫情,要求一律捕杀。“灰狼”是三官庙村被打死的最后一只狗,公路护栏边到处是狗的尸体,奋力挥棒的几个民兵被溅得狗血喷头。

三官庙村的存粮早就吃完,现在吃的是政府供应的救济粮,还是不够吃,陈忠说:“灰狼听话得很,喊它做啥就做啥,宁愿饿着也不会去咬人。”


但大多数村民虽不舍,还是支持政府。他们说明年还会再养狗。民兵处理了灰狼的尸体后,把狗链子还给了陈忠,他不忍心拿,边上虎头虎脑的表弟接过这根狗链子说,上面还有血。陈忠说,地震之后,灰狼就吃不上东西了,吃不饱就叫,但叫得像哭一样。


人性之善


陈忠家里的房子也被震塌了,四五个人都住在一个帐篷里,水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抬,最缺的是盐,几个月大的小孩最可怜,既吃不上大米,又没有奶粉吃,饿得整天直哭。


有6个来自香港、浙江的游客在他们那里住了两个晚上才走,当地人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没有铺盖就给他们拿铺盖,没有衣服就给他们拿衣服,紧巴巴的口粮也分给他们吃,走的时候他们硬要给钱,但没有人拿,啥也买不到,要它们来做啥呢?


县城里,“刘一手火锅店”从地震发生次日,熬稀饭无偿供应灾民,直到煤气用完、米煮完。


杨建全则在等待中顺利跟前来汶川救灾的部队会合,这时,在桃关遇到了前去重灾区映秀镇的汶川县人大副主任刘德成。刘曾是越战老兵,这次是去映秀的工作组组长,走到桃关时,接下去的路可谓九死一生,部队劝他不要走,太危险,刘德成说他跟山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不怕,工作组中几个年轻的都不敢过,他要率先冲过去。


杨健全说,自己做了个调查,从映秀往汶川,要经过桃关的人,他总会问他们的伤亡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伤亡率高达20%,刘德成说,既然你们能过,我也能过。


14日白天,刘德成跟某部一支小分队一起去映秀,小分队本来是没有去映秀任务的,但临时分了14个人,杨健全交待,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可敬的老兵。


杨健全说,送他们17个人走的时候,不知道还能回来几个,老天最后保佑,他们后来居然都没事,平安到达映秀。


悲喜交加


5月14日,武警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带领200名官兵,历经21个小时,徒步强行军89公里,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援部队。


和部队一同前来的还有州委副书记陈贵华。“我给他们汇报时感动得流泪了。当我们成为孤岛的时候,居然那么快看到上级领导,他们都受了伤,那么短时间内徒步过来,我们都很激动!”王斌说。“我们有什么最关键、最艰难的事情,他们会上去完成。那时我们还是孤岛,我估计至少还有一两天时间才能有外援部队到达,但他们居然徒步几十公里到这里,太不可思议了,我对王毅说,全县受灾人民非常感激你们,他说,书记啊,我们是连夜赶来的,但是我们要马上接受任务。”军队让孤岛中的人们有了希望。


汶川到映秀的人,都会在桃关歇脚,大家传的不一样,有说伤亡几万人,有说没什么伤亡,有说路全毁了,有说路还好走,这些混乱的消息困惑着德国人伯格丹一行。


杨建全也要离开,他所在的师部已开进汶川。5月15日他离开桃关向汶川指挥部报到前,当地村民说什么都不放他走,怕他一走秩序又乱了。


杨说,“我下去叫部队来救你们”,村民这才放他走。当地并非看不到军队,5月14日开始,每天都有部队过去,但都停一下赶往下一个目标,所以村民怕他一走,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局势。


5月15日,德国人伯格丹一行决定不再等下去。高伟说,他被困几天多次观测地形,地震让部分桃关地区的河流堵塞,如再下暴雨,随时可能暴发泥石流甚至洪水,他们决定出发自救,“每天看到映秀过来的人都有受伤,但汶川过来的没有,所以我们决定往汶川走。”


出于伯格丹是外国人的考虑,路过部队想派一个军人护送他们,但伯格丹拒绝了,他说这里比我更需要士兵的保护。


伯格丹一行顺利爬出桃关塌方地带,迎面遇上接到上级指示来营救他的小分队,顺利获救。


到了县城,伯格丹看到一个救他的士兵,马上上前拥抱合影。他说自己是个高山向导,爬了很多高山,遇到过雪崩等恐怖灾难,但跟这次的灾难没法比,“这些中国军人是最好的,他们不仅仅是工作,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在付出他们的感情,也许他们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一直失踪生死未卜的县长廖敏也有了消息。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开明说,当时曾获得一个老乡带来的口信,说看到县长在卧龙附近的公路上,还活着,疲惫不堪,无力行走。“我一获得这个消息,就马上给王斌书记汇报,书记在电话那头哭了。”王斌说:“我当时是高兴他还活着,虽然情况不明,但老百姓说他还活着,所以情不自禁地哭了。”


一直到5月18日,王斌和廖敏通了次海事电话,廖敏已被部队接到映秀,并在当地投入抢险救灾,王斌的心放了下来。
 
http://view.news.qq.com/a/20080524/000006.htm

国家救援队的真实救援

【努力与无力】


震后第三夜,雨停了,月亮照着呜咽的官河支流。百年绵竹汉旺镇,已是空城。


东汽(东方汽轮厂实验外语学校)中学里,生与死间隔着一道浅浅的溪水,这一夜流淌着残碎的书包、作业本,家长在这边,孩子在那边;生者在外面,死者在里面。


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救援队),已在此坚持了一天一夜,时间窗的关闭,留下的生存希望日渐渺茫。


这一夜,所有人都在企盼生的奇迹。


“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入夜十二点,东汽小学的塑胶操场上,尸体数停留在110具,接近半数的身份栏上写着“初中生”、“高中生”。


这只是十里东汽厂区里两处临时的存尸点之一。十米开外,正是国家救援队临时宿营地,数十辆军用卡车沿道排开,白天运载物资的车厢,夜晚是队员们睡觉的地方,司机则蜷缩在驾驶室内。


这是国家救援队入川两天内第二个施救地区。


地震爆发后两小时,154名一线救援队员径直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两个小时内,物资、人员和设备装载妥当,空军运输机直抵成都太平寺机场,目标震中汶川。


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


13日凌晨,在都江堰收费站,接到总理新的指示,因为汶川道路中断,救援队就近奔赴都江堰中医院,以及聚源中学。


2001年4月,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正是温家宝授旗。这支由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人队伍,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


过去几年中,他们多次代表中国实行国际人道援助。作为唯一国字号地震救援队,设备和经验水平为国内最高。至今七年里,国家救援队先后参与巴基斯坦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等灾难国际救援工作。


天下着大雨,作业条件恶劣,在聚源中学,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再专业的设备也需要缝隙和空间。


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能救出两名学生。


“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一位救援队员出离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七个班的学生被埋其下。


第一个小女孩获救花去了6个小时,救援队员将一处狭小的缝隙用气垫撑开、固定,队员钻进缝隙,掏挖其间的碎石和泥土,为幸存者排除求生的路障。倘若此时遇及余震,缝隙闭合,则施救者也难幸免。


在都江堰中医院和新建小学,情形略好,同是垮塌,但横亘的楼板、混凝土块在肆意夺命的同时,总会留有求生的空间,几位学生就困在废墟下的墙角处,顺利复生。


在都江堰,21位幸存者因为救援而生命回暖。


更多的灾区在求援。13日下午4点,救援队再度接到命令,连夜赶往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这天上午,总理在东汽的一处垮塌厂房废墟里对着埋在其间的专家喊话。


不远处的东汽中学,那里更惨,数百名学生深埋废墟之下。


耳听着求救声衰弱


深夜12点,在东汽中学救援现场,马达轰鸣,四只探照灯隔岸照耀着危墙,一座四层建筑垮塌而下只余三四米高的废墟。


官河流经学校的支流,河面漂满孩子的书包、课本,还有奖状。


三台重型起吊机,在救援队员的指挥下,一根一根地进行着原始的几何拆卸,试图减轻幸存者身上的重压。


已经过去近60小时,幸存者的呼救已经微弱不闻。


德阳电力公司的李师傅12日晚上赶到现场,支起了应急照明灯,那时救援队伍还没到,废墟下是孩子的呼救声。他坚持照明,“因为有亮光,孩子们就会有希望”。


然而,第二夜,声音已然微弱。再一夜,废墟下彻底安静了。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面色凝重,“每过一小时,生还的几率就直线下降一大截”,他夸张的手势暗示着令人绝望的前景。被媒体多次渲染的救援利器――生命探测仪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名为蛇眼探测仪的先进设备,探头在外界操纵下,可迂回于废墟下的狭窄空间,探测微弱生命,一旦发现幸存者,生命探测仪的大屏幕上,甚至可以显示幸存者身体被压的部位,以便施救时第一时间针对性补给抢救。


国家救援队还配备了12条搜救犬,单从外形看,毛色、品种不一,它们对生者的气味尤其敏感,即便深埋数米的幸存者。


前一天,乐山、德阳消防队已经到达,两辆巨型吊车,一个支撑着很可能随时坍塌的危墙,一个则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小男孩压在两座高墙下的中间地带。稍有差池,孩子必定葬身废墟。


消防队员们缺乏经验,局面僵持着。


直到深夜,国家救援队橘红色的身影出现,孩子得以获救。当晚,他们很快又在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11个孩子,救活了5个。


5月14日,这一夜,对岸百余名家长不肯离去,或席地而卧,或扶持相拥,痴痴地注视着对岸的一举一动。


一个红书包被救援队员扔了出来。人群中凝神屏息,然后一声骤然而起的号哭袭来,一位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


照明不够,12点半,隔岸的两只探照灯,被转移到抢救废墟的最前沿。一个半小时后,绵竹电力局又紧急增援了一台发电照明设备。


凌晨2点,4具学生尸体被抬了出来。4点,又是2具。孩子们躺在生前睡觉的床架上,搬抬中,一个米老鼠书包从一个孩子紧攥的双手中脱落。


“有时听到孩子的声音,可是没法遁地而去救助,等到一层层的沙砾清理,耳听着求救声日益衰弱。”一位队员红着眼圈说。


这个夜晚之前,国家救援队已经拯救出36名幸存者。这一数据已经数倍于救援队过去七年救援人数的总和。


救活一个,再救活一个,围观的人都在期待。

救援队员的委屈


因为长途奔袭及累夜工作,救援队不得不采取轮班制。负责搜救犬的冯班长,已经三十个小时滴水未进。三只黑色的搜救犬回来时,冯班长问战友,犬表现如何?回答说,犬实在太累了,跳不上卡车,几次未遂。


“人可以撑,犬得休息,不然闻到死人活人,一样叫。”冯班长说,人可以随便充饥,但搜救犬必须吃专备的犬粮。


东汽厂的另一处救援地点,叶片车间,东西配楼已经互相倾斜至A状,一楼已经全部塌陷至地下。事发当时,这里约有三十位顶级专家在开会,截至15 日凌晨,已有9位得以逃生,其中包括3位国宝级专家。东汽的一些业务属于军工性质,救援队的领导欣慰地说,他们身系国家最权威的军工机密技术。


20余人中,9人生还的成绩,已算是汉旺灾区最幸运的所在了。


但是更进一步的困难也在眼前,生命探测仪显示,塌陷到地下的一楼可能有幸存者,但大楼将倾,余震不断,冒险进楼,队员的生命毫无保障。


曲国胜说,国际救援的原则是必须以不伤害救援队员为前提,前面的两天内,已经有两位队员腿部受伤。


随队的地震专家紧急磋商救援方案,乘着间隙,曲国胜要求大家就地休整,以保存体力,“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从事救援,危险性极高”。


废墟救人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职业的救援队员而言,每救活一位伤者,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往往耗费6-8个小时。


许多时候更需要仔细的筛选,小心的挪移,容不得草率的大拆大卸。他们用脸盆,用塑料桶,一把一把的抠挖着缝隙间的泥土,用毛刷清理浮尘,像是探宝一般寻找宝贵的空隙。每有丝毫的空隙显露,必须停下所有动作,队员大声地叫喊,再贴近仔细地倾听,以确认是否有生命的迹象。


缺少幸存者的消息,对岸家属们的情绪变得焦灼,不能容忍队员们哪怕片刻的停息,扯着嗓门抱怨,“你们干啥子啊,怎么不行动?”


因为相距遥远,看不真切,常有家属对于四五位队员聚于一处,貌似磨工实则小心掏缝隙的场景横加指责。


14日中午,东汽厂给救援队送来了热食,几位通宵工作滴水未进的队员抽空吃饭补充给养,一些家长冲过警戒,一把夺掉救援队员的饭碗,几位队员委屈地落泪。


指挥官说,理解家属的情绪,但专业的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也不能退缩,更不蛮干。


东汽中学救援现场有多拨队伍施救,涉及公安武警、消防诸多部队。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和协调,人力和设备常得不到最佳的配合,“听谁指挥”成为问题。


只恨救援当时少


2003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国家救援队曾仅用两天时间越过各种烦琐的手续到达跨国现场。彼时,巴基斯坦军队尚在路上。


然而“汶川大地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张副参谋长称,这次入川,他们携带了所有的家当,包括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以及一台应急指挥车。只可惜,汇入浩瀚的灾难中,这些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5月12日至13日,国家又紧急增派四川、重庆、甘肃、云南、湖北、江苏、山东、辽宁、海南、河南等10支省级地震救援队奔赴灾区增援。


部分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滞后的尴尬情状,始出水面。比如四川省全省没有一台应急通讯车,地震发生后,不得不借用云南省地震局的。而云南地震多发,却也仅此一辆,还是由国家地震局刚刚下拨。


国家救援队在北京近郊专辟有训练基地,通过数年建设和跨国实践,但是在不少地方省市,这一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依附于消防、公安部门。


在黄金救援72小时结束后12小时,日本救援队率先到达。目前,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多支国际救援队先后抵达灾区。


5月17日,本报记者在灾区接连遇到什邡红白镇的新加坡救援队,以及达到蓥华镇宏达化工厂的韩国救援队。


国外救援队的装备精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日本救援队带来了一条赫赫有名的“英雄”搜救犬,它曾在日本新来蟮卣鸷蟮谖逄齑臃闲胬锓⑾至艘幻女孩。


当晚,俄罗斯国际救援队在都江堰救出一名被困长达127个小时的61岁女性,这也是国际救援队在灾区营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


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保护幸存者的眼睛,拒绝记者在救援中打灯拍摄。日本救援队当场向死者列队默哀。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可能我们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韩国救援队队长金永锡说。


让守望了一夜的父母更加遗憾和悲切的是,5月14日,那一夜东汽中学的救援,没有找到一个鲜活的孩子。  
 
希望在救人过后,来一次清帐,该杀的杀光(或许也在地震中死掉了)...
 
可怜的家长,累坏了的救援队员.脆弱的生命.时间正在夺取生命!上天啊!你太狠心了.
 
这次地震影响到一千四百多万四川同胞,近五百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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