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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1人在浏览)

李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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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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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70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胡锦涛强调,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重温《讲话》精神,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座谈会。


出席纪念座谈会的领导同志还有:华建敏、陈奎元、孙家正。


会上,文化部部长蔡武、老艺术家于蓝、作曲家印青、作家迟子建先后发言。


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和作家、艺术家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自从出了这讲话,文艺家都成了政治宣传员。
不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文艺要为政治宣传服务。
自从有了这讲话,中国再没有出现一部有世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文艺最重要的是写自己,而不是为谁服务。
文学的第一功能是审美,别的都是附加的次要功能。文艺作品可是宣传品,是商品,但最主要的,文艺是为审美而来的。
没有人逼着你写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的第一个前提是作品必须和当地当时的社会意识特别政治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作家在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审核体制下是不可能有。
据说毛曾经说过,如果新中国后鲁迅还活,那么,鲁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向政治臣服,二是坐牢。
诺奖的第二个条件是作品有一定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大陆似乎根本就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三、作家有一定的数量的作品。这个没有问题。在中国,贾平娃他们大把作品。
呵呵,中国写字最多的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网络写手或说写家。网络写家一动手几百万字――尽管我们不说质量。以这种打字能力,写多少作品都没有问题。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主张“道统”,这种道似乎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尽管被政治利用,但绝不等同于政治。
就是说,传统的道统不是政统。
四十年代后,政统取代了道统。
政治真是不好玩的东西,不小心给他玩死。
据说杨朔在全国饥荒时写了许多散文,主题一致,写法相似。
最后,杨朔死得很难看,这和他的散文所表出来积极向上格调的一点都不相同。
(“文化大革命”中,杨朔遭到残酷折磨,于1968年8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55岁。)
 
愚认为:文艺应该为工农兵而创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时下流行的低俗倾向、资本控制倾向导致文艺舞台世风日下,脱离历史的胡编乱造而群魔乱舞,君见否?2011年新年音乐晚会,一曲高亢激昂的《东方红》,歌声激越昂扬,节奏至纯至刚,充分展示了理想主义的冲天豪情和虎虎生威的阳刚大气,让人感觉到这才是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才是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人民!对比那些什么《那一夜》呀,什么《两只蝴蝶》啊等等沉湎于肉欲的靡靡之音和呻吟在缠绵的腥臊之味中的所谓歌曲,类似这样的垃圾你还没受够吗?
 
QUOTE(湖海山人 @ 2012年05月24日 Thursday, 06:08 PM)
自从出了这讲话,文艺家都成了政治宣传员。
不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文艺要为政治宣传服务。
自从有了这讲话,中国再没有出现一部有世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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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跟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化和文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注意。他的《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在中国文化思想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注:《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一九∥迥辏列宁写出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说:“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专业作家要“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注:《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为他们创作真正伟大的艺术。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列宁和恩格斯一些论述虽然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介绍了过来,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五四”初年一些作家有过“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等主张,后来更提出过文艺属于工农大众的口号,开展过多次大众化的讨论,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认识的逐步进展。但最初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革命作家虽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注: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其他人(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参加革命的阶级力量不同,文艺服务对象的范围就会有新的变化,除了工农兵之外,凡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分子,都应当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至于描写对象,当然更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但是,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讲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一九四∧辏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6、668页)。在《讲话》中,这种思想更象红线一样鲜明地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办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完整明确的纲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他解决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就是完全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一针见血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还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明的课题,正是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文学时必然要面临的根本课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九一九年,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出了文艺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和观察的意见。列宁因为高尔基只住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阴郁情绪而严厉批评了他。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劝告高尔基说:“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注:列宁致高尔基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页)列宁认为,即使象高尔基这样做过工、有过复杂生活经厉的大作家,也必须多观察工农兵的生活,多观察新事物,以便深刻感受革命和时代的脉搏,克服不健康情绪。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当时各个革命阶级一起已在局部范围内有了自己的政权,文艺家面对着当家作主的工农兵群众,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经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这个意见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引导作家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走向无产阶级化的完整理论。

  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无产阶级阶级文学的一些倡导者也曾有过糊涂思想,即把“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只看作“是一种谬误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家可以用“体察”、“想象”来代替生活经验:“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那岂不是笑话吗?”(注:华希理(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4月号)鲁迅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鲁迅这个见解,十分深刻中肯,但限于国民党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的环境条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就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阻碍着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即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完全符合文艺的特点。文艺必须反映客观生活,忠实于客观生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又总是通过了一层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折光的,没有这层折光,便没有文艺作品的产生,这里就有了作者主观思想感情和对生活认识的问题。一个作品如果要激动人心,引起与读者感情上的强烈交流,先决条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确实首先使作者本身强烈的激动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是经过文艺家心灵的浸润,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当然,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寓于对生活本身的客观描绘之中,而且不应该是违背生活真理的偏见。离开了生活真实的那种感情宣泄,只会成为空洞叫喊,不会有艺术感梁力;而反过来,对于要反映的生活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也同样难以产生出感人的作品。在这里,被反映的客观生活与反映者的主观思想之间的任何分割,都会背离文艺的规律。正是文艺的这种特点,不仅规定了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要求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遵循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此,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而既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4年5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译文可参阅鲁迅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无产阶级文艺“决不会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该书中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十三,出版于1928年2月)等荒谬主张,按照这种主张,文艺实际上只能与无产阶级政治背道而驰,它曾对中国进步文艺界一些人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但由于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要为基础服务往往需要经过政治做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4页),“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各个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应该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认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他还认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并且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如此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异常丰富而全面的。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讲话》还阐释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着重论述了两个批准的问题。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根据文艺史上出现过的无数事实,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些文艺家,出于种种原因,也曾标榜“艺术至上”或“艺术第一”,而实际上,也他们衡量艺术作品也还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首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艺术标准。把“政治标准第一”当做“政治标准唯一”,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从事文艺批评,当然应该兼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把艺术标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政治内容和艺术成就参着不一的各类作品,文艺批评必须细致地区分各种情况,联系社会效果,谨慎从事,防止简单粗暴。政治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表现在一个作品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割裂,又不能互相代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不仅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文艺批评指出了着眼点和归宿点。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把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政治和艺术统一的观点上去评价作品,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这个团结自然是最广泛的。但是,仅仅抗日,还没有包括政治问题的全部。随着抗日而来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扩大民主,这就要求文艺界进一步“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这样一个以革命力量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一战线中,这一层范围内有团结,另一层范围内又会有批评或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既服从政治、又区分苦干层次,既坚持团结、又不放弃斗争的基本政策原则。过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不懂得这个原则,有时离开了团结抗日这个政治前提而硬要对方服从自己的某个口号,以致产生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有时又为了照顾团结而忘记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斗争,以致产生某种右的偏差。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他又说:“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是对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所作的十分明确、十分完整的阐述,对于革命文艺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方面,在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方面,在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方面,在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方面,也都有透辟精到的论述。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讲话》是我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是自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造成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讲话》中提出并切实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全力支持湖海山人的观点,文艺创作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为政治歌功颂德,更不能为政治作枪手。
 
QUOTE(自由主义 @ 2012年05月24日 Thursday, 07:46 PM)
全力支持湖海山人的观点,文艺创作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为政治歌功颂德,更不能为政治作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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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
 
我承认,不看内容就发帖了。
因为一看到胡语录或者宝讲话,都是一翻而过,不值得浪费时间和精神。
 
QUOTE(自由主义 @ 2012年05月24日 Thursday, 07:46 PM)
全力支持湖海山人的观点,文艺创作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为政治歌功颂德,更不能为政治作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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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
 
QUOTE(李樵夫 @ 2012年05月24日 Thursday, 07:52 PM)
毛泽东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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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是一套,在后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做的是另一套。
大家还记得老毛那个著名的“双百”方针吗,就是那个讲话的宗旨部分,所谓的文艺创作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文艺成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好的一花独放,搞百家争鸣的那些作家。结果是挨斗的挨斗,整死的整死。
 
两位抄写《延安讲话》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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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的回应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吗。你会如何选择呢,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
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周国平的回应

纪念《讲话》时我纪念什么?
昨天读到一位好友的信,对我参与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严词责问,向我要一个解释。接着,其他朋友的同样责问纷纷来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惊。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
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两三个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约请我手抄《讲话》中的一页,专用的稿纸也一并寄达。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国平
2012年5月23日

附加图片
 
毛泽东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充满信念和追求的时代,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境界的时代,是积极向上、平等廉洁的时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时代,是任何外国不敢藐视和欺负的时代,是无数海外学者、专家、商人舍弃优越投效祖国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
毛主席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有些人抵毁他,抹黑他,妖魔化他,
 
QUOTE(52lp @ 2012年05月25日 Friday, 09:12 AM)
毛泽东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充满信念和追求的时代,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境界的时代,是积极向上、平等廉洁的时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时代,是任何外国不敢藐视和欺负的时代,是无数海外学者、专家、商人舍弃优越投效祖国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
毛主席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有些人抵毁他,抹黑他,妖魔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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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是最伟大光荣正确的十年。
遍地英雄下夕烟,文艺家基本死光,全国就几个样本戏。
文革十年,中国只有一本《天安门诗抄》。
 
从上面看,为了一千元而抄写讲话的两位,悔得肠子都青了。
还有一些人恨没有机会抄写经文。
 
在六十代,你怎样想,没有人笑话你。
现在,还对那边一做妓女一边立牌坊的人歌颂功颂德,未免太愚钝了。
一个人即使会两个字,却没有灵魂,一辈子都是做奴才的人格。
 
中国那些政客都是在做戏,可以拿演帝了。如果不是开放市场,发展经济,利用贪官来维持政权,它还能站在那说话吗。
 
楼主这么可爱,我推荐一本书给你:,这本书的内容比讲话更有趣。
有趣的大部分内容是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竟然能在发表!
可见蒋光头的器量不是一般的大啊!
http://q.sohu.com/forum/20/topic/48111657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下载、在线阅读

作者:笑蜀(编)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者的话

   这里收集了将近30万字的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字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劝君一读。我们愿以此书奉献读者,同时奉献建国50周年盛大节日。

  它们大多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年的决战不仅仅是在两种武装力量之间进行,而且是在人心向背中进行。可以说,没有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国统区的人心不会迅速离散,那里的第二条战线也不会迅速形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沿海呼声,就是这些文字在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所收获的广泛回声。正是这些万众一心的呼声,最终埋葬了国民党蒋家王朝在大陆22年的统治。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今境外对我党、我国的谩骂、污蔑,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历史舞台前,我党前辈革命家、理论家就已经是卓越的民主、人权战士,在冷战风云初起之际,就已经以他们对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人权与镇压之间,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殊死奋斗!

  重读50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入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谨以此书纪念50年前民主与独裁的历史性决战;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此决战前仆后继的中华英烈!

                      1999年7月于北京



目录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

 李普: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真心话

 何家栋: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戴晴: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001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002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003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一切领域贯彻民主

 004 民主第一

 005 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006 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007 我们要看货色

 008 是不是代用品呢?

 009 不是空喊民主

 010 民主与诚实

 011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012 我们相信着 并且实行着民主

 013 强大而民主

 014 民主与国情

 015 诸葛亮与阿斗

 016 民主的真义

 017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018 民主精神

 019 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

 020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021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暧室

 022 自由不是专卖品

 023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024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025 中国需要变

 026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027 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你的冷淡

 028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029 为民主拼命

 030 工程师和民主

 031 关心政治 改良政治

 032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033 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034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035 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036 纪念杰斐逊先生

 037 真实的民主战士

 038 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039 为了人类

 040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041 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

 042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我们欢迎它

 043 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044 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

 045 东西不同论(二则)

 046 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

 047 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048 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049 让思想冲破牢笼

 050 奴隶的语言

 051 读书与自由

 052 论“天真无邪”

 053 沙漠化的愿望

 054 文艺必须争取民主 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055 言论自由与民主

 056 新闻民主――民主的基础

 057 报纸应革除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058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059 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060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061 要为真理而斗争

 062 民主主义之剑

 063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064 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065 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066 论学术自由

 067 奖励自由研究

 068 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069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070 论选举权

 071 竞选

 072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073 斥人格教育

 074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075 民主和自由的新论

 076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077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078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079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080 为死难学生呼吁

 081 国会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082 人民是骗不了的

 083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084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085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086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087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088 重视青年

 089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090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的发展机会

 091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自取灭亡

 092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093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094 保障人权

 095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096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097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098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099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100 快释放政治犯

 101 法治与人权

 102 一党独裁 遍地是灾

 103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104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 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05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106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107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108 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109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110 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111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112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113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14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115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116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117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118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119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120 合法的罪恶

 121 民不畏死

 122 人权和观瞻

 123 论无耻主义

 124 风气・秩序・容忍

 125 黑名单

 126 希特勒的“民意”

 127 “守法精神不够”论

 128 奴才见解

 129 今与昔

 130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131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132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133 美国国庆

 134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135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136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137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138 国父诞辰纪念

 139 民主原则

 140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141 即便战时状态也必须实行民主

 142 团结与民主

 143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

 144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145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146 建立宪政规模













































革命压倒民主

李慎之・《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 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不过听话这本书现在已经被暗禁了,和央视版《封神演义》一样。
至于禁的原因嘛,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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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将自己的著作列入禁书,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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