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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窝案细节:原书记崩溃供出上百名官员 (2人在浏览)

filg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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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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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广东茂名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这,或许是开启重新调查茂名窝案的一把钥匙。
  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涉及厅、处级干部240余人,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直到2012年,时任广东统战部部长、原茂名市委书记周镇宏被调查,之后茂名官场才恢复平静。
  媒体报道称,当年在处理茂名窝案时,放过了160余官员。而冯立梅或是其中一员。
  采访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很多在职官员、受处理官员的家属、涉案商人以及退休老干部。握手、简单寒暄,我甚至不需要向对方出示证件,他们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很多东西。
  这与我之前接触过的各地官员们不同:因为气愤或者委屈,他们急需找人倾诉,没有表现出任何小心、谨慎。
  采访中,我意外获得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部分案卷。
  罗荫国案是茂名窝案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受下属、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罗荫国被调查。据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茂名官场震荡。
  将案卷交到我手里时,那位官员说了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句是,这么多向罗荫国行贿的官员,如今依然在位,很多人有怨气;第二句则是,罗荫国案是当时茂名官场的缩影。
  案件持续时间长、涉案官员多、“一查一串、一端一窝”、很多涉案人员未受处理等,是茂名官场窝案的特征。
  回到宾馆后,趴在床上翻看这些案卷。因为材料扎实,指向明确,上述窝案中的特点清晰展露在眼前。
  1、朋友下属老婆
  罗荫国的案卷材料显示,1993年至2011年1月的18年间,有63人向其行贿了61笔财、物。其中党政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44名,商人19名。
  茂名一位前组织部官员总结,罗荫国落马源于三大失误。
  一是交友不慎,“他结交一些房产商等企业老板”;二是没有管好下属。最大的失误则在于“没有管好老婆”。
  这在罗荫国的案卷材料中也有所体现。61笔行贿记录中,有16笔受贿是罗荫国与妻子邹继芳共同收受、伙同收受或直接通过邹继芳收受的。
  邹继芳也未能逃脱惩处。2013年7月,邹继芳被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一损俱损”共罪结构
  纵观茂名腐败窝案,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是将各孤立的官员腐败案件串成窝案的关键词,也使得茂名窝案呈现出“一损俱损”的共罪结构。
  以罗荫国案为例。受下属、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罗荫国被调查。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茂名官场震荡。
  公开资料中,罗案涉及到的行贿官员,目前被判刑的有3位:茂名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茂名原市长助理雷挺;化州市原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黄鸿。
  上述三人的司法材料显示,在向罗荫国行贿以期获得提拔之前及之后,他们均涉及买官卖官、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或者滥用职权。
  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
  2011年12月22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省政协十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上,向政协常委们通报2011年广东省反腐倡廉工作情况时提到,近年来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
  3、权力顶峰犯罪高峰
  从案卷材料中可以看出,罗荫国受贿与个人权力呈现出极大的关联性。
  2001年9月前,罗荫国任职茂名市委秘书长、高州市委书记等职,其收受的贿赂有5笔。之后,他调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
  2003年4月,罗荫国升任茂名市市长,2007年,罗荫国升任茂名市委书记。
  56笔行贿受贿的时间均与2003年有交叉,或发生在2003年之后。
  这一时期,罗荫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个人权力顶峰。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曾在谈到茂名系列腐败窝案时说,“所有腐败的源头就是权力”。
  4、行贿的“艺术”
  案卷材料显示,官员和商人的行贿目的及手段赤裸而又不失茂名特色。
  大部分官员或商人行贿的目的是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此外,还有5位官员和商人行贿是“间接受益”。
  比如,商人林国文向罗荫国行贿的目的,是请托罗荫国,关照茂名纪委副处级干部蔡进雄的提拔事项。
  茂名一位正科级干部说,除了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及红包礼金所得外,官员行贿资金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找老板支持,“等上任后再通过关照工程项目等方式给予老板回报”。
  案卷材料中,两次提到商人谢耀胜,他与公司另一位负责人于2006年至2009年向罗荫国行贿。
  茂名上述正科级干部及一位商人说,谢耀胜的妻子是罗荫国妻子介绍的。按照茂名风俗,有了这层关系,谢耀胜便成为罗荫国夫妇的“媒人仔”,“这比认罗荫国夫妇做干爸干妈还要亲”。
  分析案卷材料,罗案涉及的63名行贿者中,还有41人向罗荫国行贿过美元或港币。
  除了广东紧邻香港的地缘关系外,茂名官员说,罗荫国受贿时期,100美元约等于700元人民币,而港币有1000元面额的。“行贿现金时,可以将美元或港币直接放到小的公文包里,数额大,不显眼。”
  5、多人未进入司法程序
  茂名官场窝案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很多涉案官员未进入司法程序。
  媒体报道,涉案厅、处级干部240余人的茂名窝案,当年放过了160余官员,包括冯立梅。
  以罗荫国案为例。依据案卷材料、知情者的讲述及公开资料,我计算了下,向罗荫国行贿的44名党政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至少24人,有的还在担任原职、有的调任其他职位,有的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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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采访中,我意外获得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部分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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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是小朋友啊
 
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头版新闻又在热炒茂名,茂名名扬四海,我为茂名自豪!!!
 
反腐败,从茂名做起
 
先造势,再下手,惯用伎俩
 
用上触目惊心的词也麻木了。实在是大多了。
官场中贪腐文化已入骨髓,没有好医术好药方,切了这个肿瘤下次还会长的。
 
不知道林国文送钱的,会有什么事
 
QUOTE(byronroy @ 2014年04月27日 Sunday, 11:12 AM)
先造势,再下手,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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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风声……不见雨点……
 
一盘清最好。
留下根须,必定卷土重来。
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反腐决不能心慈手软,有多少惩多少,下必担心无人做官。
 
不是200多吗?怎么少了一半?
 
比如,商人林国文向罗荫国行贿的目的,是请托罗荫国,关照茂名纪委副处级干部蔡进雄的提拔事项。


林大的名也被点???
 
QUOTE(黑眼睛 @ 2014年04月27日 Sunday, 11:23 PM)
不是200多吗?怎么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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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涉案厅、处级干部240余人的茂名窝案,当年放过了160余官员,包括冯立梅。



没有少,总数是240,放过160多,那就是处理了70多个了

240个全处理,不知道茂名政府机关还有没有人上班了...
 
QUOTE(filg @ 2014年04月27日 Sunday, 10:03 AM)
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广东茂名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这,或许是开启重新调查茂名窝案的一把钥匙。
  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涉及厅、处级干部240余人,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直到2012年,时任广东统战部部长、原茂名市委书记周镇宏被调查,之后茂名官场才恢复平静。
  媒体报道称,当年在处理茂名窝案时,放过了160余官员。而冯立梅或是其中一员。
  采访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很多在职官员、受处理官员的家属、涉案商人以及退休老干部。握手、简单寒暄,我甚至不需要向对方出示证件,他们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很多东西。
  这与我之前接触过的各地官员们不同:因为气愤或者委屈,他们急需找人倾诉,没有表现出任何小心、谨慎。
  采访中,我意外获得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部分案卷。
  罗荫国案是茂名窝案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受下属、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罗荫国被调查。据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茂名官场震荡。
  将案卷交到我手里时,那位官员说了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句是,这么多向罗荫国行贿的官员,如今依然在位,很多人有怨气;第二句则是,罗荫国案是当时茂名官场的缩影。
  案件持续时间长、涉案官员多、“一查一串、一端一窝”、很多涉案人员未受处理等,是茂名官场窝案的特征。
  回到宾馆后,趴在床上翻看这些案卷。因为材料扎实,指向明确,上述窝案中的特点清晰展露在眼前。
  1、朋友下属老婆
  罗荫国的案卷材料显示,1993年至2011年1月的18年间,有63人向其行贿了61笔财、物。其中党政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44名,商人19名。
  茂名一位前组织部官员总结,,罗荫国落马源于三大失误。
  一是交友不慎,“他结交一些房产商等企业老板”;二是没有管好下属。最大的失误则在于“没有管好老婆”。
  这在罗荫国的案卷材料中也有所体现。61笔行贿记录中,有16笔受贿是罗荫国与妻子邹继芳共同收受、伙同收受或直接通过邹继芳收受的。
  邹继芳也未能逃脱惩处。2013年7月,邹继芳被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一损俱损”共罪结构
  纵观茂名腐败窝案,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是将各孤立的官员腐败案件串成窝案的关键词,也使得茂名窝案呈现出“一损俱损”的共罪结构。
  以罗荫国案为例。受下属、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罗荫国被调查。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茂名官场震荡。
  公开资料中,罗案涉及到的行贿官员,目前被判刑的有3位:茂名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茂名原市长助理雷挺;化州市原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黄鸿。
  上述三人的司法材料显示,在向罗荫国行贿以期获得提拔之前及之后,他们均涉及买官卖官、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或者滥用职权。
  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
  2011年12月22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省政协十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上,向政协常委们通报2011年广东省反腐倡廉工作情况时提到,近年来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
  3、权力顶峰犯罪高峰
  从案卷材料中可以看出,罗荫国受贿与个人权力呈现出极大的关联性。
  2001年9月前,罗荫国任职茂名市委秘书长、高州市委书记等职,其收受的贿赂有5笔。之后,他调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
  2003年4月,罗荫国升任茂名市市长,2007年,罗荫国升任茂名市委书记。
  56笔行贿受贿的时间均与2003年有交叉,或发生在2003年之后。
  这一时期,罗荫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个人权力顶峰。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曾在谈到茂名系列腐败窝案时说,“所有腐败的源头就是权力”。
  4、行贿的“艺术”
  案卷材料显示,官员和商人的行贿目的及手段赤裸而又不失茂名特色。
  大部分官员或商人行贿的目的是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此外,还有5位官员和商人行贿是“间接受益”。
  比如,商人林国文向罗荫国行贿的目的,是请托罗荫国,关照茂名纪委副处级干部蔡进雄的提拔事项。
  茂名一位正科级干部说,除了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及红包礼金所得外,官员行贿资金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找老板支持,“等上任后再通过关照工程项目等方式给予老板回报”。
  案卷材料中,两次提到商人谢耀胜,他与公司另一位负责人于2006年至2009年向罗荫国行贿。
  茂名上述正科级干部及一位商人说,谢耀胜的妻子是罗荫国妻子介绍的。按照茂名风俗,有了这层关系,谢耀胜便成为罗荫国夫妇的“媒人仔”,“这比认罗荫国夫妇做干爸干妈还要亲”。
  分析案卷材料,罗案涉及的63名行贿者中,还有41人向罗荫国行贿过美元或港币。
  除了广东紧邻香港的地缘关系外,茂名官员说,罗荫国受贿时期,100美元约等于700元人民币,而港币有1000元面额的。“行贿现金时,可以将美元或港币直接放到小的公文包里,数额大,不显眼。”
  5、多人未进入司法程序
  茂名官场窝案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很多涉案官员未进入司法程序。
  媒体报道,涉案厅、处级干部240余人的茂名窝案,当年放过了160余官员,包括冯立梅。
  以罗荫国案为例。依据案卷材料、知情者的讲述及公开资料,我计算了下,向罗荫国行贿的44名党政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至少24人,有的还在担任原职、有的调任其他职位,有的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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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查,可直接拉人。
 
分享到: 郎咸平:我们能和高官腐败说永别吗? 2014-05-04 10:16:02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989124 次 | 评论 0 条
编者按:2014年绝对是令某些数官员寝食难安的一年。根据中纪委监察网站的披露,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110天时间里,共有209名官员被通报因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或处理,平均每周13人。这些数字除了起到让老百姓大快人心的效果,也折射出贪腐官员之多以及其罪行罄竹难书之势。如何遏制官员,特别是高管腐败?关于这一点众多名家提出了众多方案,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其2014年4月推出的最新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关于腐败与反腐进行了独辟蹊径地解读,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抢鲜阅读,以飨读者。

反腐的话题天天讲,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各位晓得过去十年间,我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11倍。200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人数是125万人,考中比例23∶1;2013年有152万人通过了审核,考中比例80∶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国家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考中比例达到了9470∶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是主要报考人群,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新加坡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2%,美国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选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再看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


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是正常的吗?我在这里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来回答:“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好像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很多吗?付的也不多。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再告诉各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这么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渴望当公务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卖官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传统,路易十四曾经一口气把之前92年,法国政府卖掉的贵族头衔取消,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买回去;路易十五干了相同的事;到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更是发扬光大,取消了10万个官员的职位,让他们交钱赎回去。另外,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敛财还随意增设职位,比如一个中型法庭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这个法庭有109个法官和126个传令官。


目前,在我们这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在自己掌控的领域里,效法当年的法国国王。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


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看了刘志军、何洪达和罗荫国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卖官鬻爵式的腐败,否则让卖官成为一条“产业链”,将可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贪污腐败模式。贪官遍布各个部门、岗位,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还有卖官鬻爵将更加普遍化,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自2013年开始刮起的反腐风暴,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政府正在透过打击个人腐败,阻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三大腐败。


更多内容尽在《“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深水区。从“乱局”到“变局”,中国进入关键十年。)
 
分享到: 郎咸平:我们能和高官腐败说永别吗? 2014-05-04 1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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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绝对是令某些数官员寝食难安的一年。根据中纪委监察网站的披露,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110天时间里,共有209名官员被通报因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或处理,平均每周13人。这些数字除了起到让老百姓大快人心的效果,也折射出贪腐官员之多以及其罪行罄竹难书之势。如何遏制官员,特别是高管腐败?关于这一点众多名家提出了众多方案,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其2014年4月推出的最新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关于腐败与反腐进行了独辟蹊径地解读,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抢鲜阅读,以飨读者。

反腐的话题天天讲,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各位晓得过去十年间,我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11倍。200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人数是125万人,考中比例23∶1;2013年有152万人通过了审核,考中比例80∶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国家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考中比例达到了9470∶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是主要报考人群,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新加坡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2%,美国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选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再看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


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是正常的吗?我在这里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来回答:“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好像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很多吗?付的也不多。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再告诉各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这么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渴望当公务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卖官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传统,路易十四曾经一口气把之前92年,法国政府卖掉的贵族头衔取消,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买回去;路易十五干了相同的事;到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更是发扬光大,取消了10万个官员的职位,让他们交钱赎回去。另外,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敛财还随意增设职位,比如一个中型法庭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这个法庭有109个法官和126个传令官。


目前,在我们这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在自己掌控的领域里,效法当年的法国国王。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


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看了刘志军、何洪达和罗荫国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卖官鬻爵式的腐败,否则让卖官成为一条“产业链”,将可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贪污腐败模式。贪官遍布各个部门、岗位,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还有卖官鬻爵将更加普遍化,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自2013年开始刮起的反腐风暴,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政府正在透过打击个人腐败,阻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三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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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袋表发源地……红极一时……
 
不要当真了,人家杨光亮坐牢都可以回家过年,你说游戏是按哪一规则玩的?玩来玩去还不是玩一般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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