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甘，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5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１、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２、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意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来源：http://view.news.qq.com/a/20070109/000038_1.htm
纯引用。。先抛别人的砖再。。。。。。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甘，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5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１、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２、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意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来源：http://view.news.qq.com/a/20070109/000038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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