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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究竟为谁服务? (1人在浏览)

gdsh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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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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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究竟为谁服务?
浙江大学一个礼堂里座无虚席,许多学生挤在过道里,听一名男子演讲。他个子不高,但声音宏亮,不时挥舞双臂:“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高分数、得到高额奖学金,我很痛心!我和她说,你这是在用青春换荣誉、争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后年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但我这是在救她!”
“中国的教育有太多误区。考进浙大的学生,大多是高分考生;也许,分数越高,学生受到的伤害越大,三分之二已经‘精神残缺’。”
一阵轻轻的嘘声,一阵轻轻的惊乍。演讲的男子提高声音继续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教着想当干部,要‘管’别人,要向老师‘揭发’同学上课没认真听讲。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样?!”
演讲者叫郑强,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听过郑强演讲的学生们自发地把听演讲的感受贴到校园BBS上:
“昨天演讲居然有29次鼓掌,实在太惊人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卫生间。台下寂静无声,除了发自内心深处的鼓掌和开心的笑声。”
“郑强,浙大第一愤青教授。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家伙……”
2000年,郑强应邀做过一次题为“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有人将演讲整理后发到互联网上,轰动了全国,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界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强烈反响。该帖至今仍在许多高校BBS上流传。
几年来,但凡有学校、部队邀请演讲,郑强只要有时间,都欣然前去。
对学生“慷慨”的郑强,对记者采访却总是婉拒。他说:“我很忙,如果一定要谈,我们只谈教育。”
“教育究竟为谁服务?”一见面,郑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因为教育经费取之于民。”
“你看那些金碧辉煌的大学校园和科技园区,再看看那些仿佛上世纪的破败的乡村小学,多么强烈的反差!这能体现对人民负责吗?”
郑强认为,中国存在很多对教育的错误理解,而这种错误的观念反过来影响了教育部门的决策。“我们不能一味地反对大学合并,通过资源整合建几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是应该的,对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利的,但不能一刀切地搞合并。几个大学简单地合并起来,在十年、二十年内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显然脱离实际!”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去落后地区工作,而条件好的地区对大学生的吸纳饱和。大城市里,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这种恶性现象还在膨胀。依我看,中国的教育观、人才观出了问题,中国教育不能盲目追求培养高层次、高科技人才。”
“中国现在的急迫需求是什么?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更不能把培养少数精英作为首要任务。”
几年前,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全国各地的名校都派老师前去“挖人”,郑强也受命而往。“我上了台,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叫‘play games’,意为‘玩游戏’。难道有一两个学生得了奥赛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是世界顶尖的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
身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的郑强,2003年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们总是焦急地盼望能得一次诺贝尔奖,这种心情很正常。但如果我们得到了,那也许是投机。我们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就证明中国是世界第一吗?我们的积累显然还不够嘛!”
记者问,这么尖锐的话,在会场上有什么反响?郑强笑:“底下坐的,大多是院士、大学校长,还有将军,全给我喝彩呀!”
采访中郑强感慨:“我们现在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不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这太可怕了。什么是素质教育?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说会外语、会电脑、会钢琴就是素质教育;我说不是,只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再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毁掉的不是一代人。”
几年前,一个学生考上郑强的硕士研究生。家长送孩子来学校,第一次见郑强,就送上一个“红包”。郑强当然没有收,“你看,我们都在教育孩子什么?从幼儿园起,就教他们当官、送礼,这能行吗?”
对于时下大学里流行的“企业家教授”、“官员教授”,郑强毫不掩饰对这一现象的批评。“的确,既学问成功、产业化也有作为的教授,浙大就有。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大学的根本宗旨还在于传播知识、教书育人。教授的专长也在于教书和做学问。大学绝不能办成老师谋生路、官员谋头衔的场所。一个企业家,有点名气,就把他聘到大学里当博导,他有这个能力吗?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官教结合’、‘商教结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官得其所,商得其所,教授得其所,而失去的是教育的神圣性与纯洁性,受害的是大学的主体和主人―――学生。”
郑强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和历届毕业生的留影。尽管得过无数荣誉,郑强最在乎的,还是“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这顶桂冠。
他指着书橱里的奖牌介绍:2001年,浙江大学第一次评选这个奖项,由全校的老师和学生投票。我当时不教本科生,只有大约40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能直接听我的课,但是却当选了,或许和我经常演讲有关吧。
此后,浙大又通过这种方式评选了两届“教书育人标兵”,郑强两次当选,而且据说都以最高票当选。
郑强对学生就像对待孩子:给年纪大的学生介绍对象;给经济困难学生送上回家路费;他还特意买了冰箱、微波炉放在办公室给学生用。
偶尔,学生们还是会觉得郑强有点“苛刻”。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向一家学术刊物投一个快报,他们同意发表。按照学术界惯例,一个实验有初步结果,可以先发一个简单的快报,等到论文系统完成,再发表全文。结果由于杂志社方面的原因,全文反而先于快报发表了。郑老师打电话到杂志社去,要求取消那篇快报的发表。这样,我们就损失了一篇我们特别看重的、毕业所需的SCI论文。我们真舍不得。但是郑老师说,应该追求学术的纯洁。”
郑强竟然还是一位唱歌高手,2004年9月,他刚获得浙江大学教职工演唱大赛一等奖第一名。说起唱歌,郑强颇有几分得意:“好些声乐专业的还唱不过我呢。”学生们说:“郑老师也许是全国非音乐专业教授中最好的男高音,也应该是全国男高音里最棒的非音乐专业的教授。”
郑强是78级的大学生。他说那个特殊年代铸就了他的“野性”,培养了他广泛的爱好。而目前中国的一种怪现象是他所厌恶的,那就是:该玩的时候没有好好玩,该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该干的时候没有好好干,该歇着的时候没有好好歇着。“对这种现象的形成,教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消除这种现象,教育应该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叫做教育产业化,它害死了很多学生,它害死了很多老师,本人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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