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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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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则新闻，读来都令人不太“舒心”。
其一，《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称，2010年946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直接打工。
其二，近日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显示，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读书改变命运，曾是许多农村家庭子女坚守的信条。如今看来，这一信条已受到挑战。因为，尽管中国素有“寒门出贵子”、“自古成才多磨难”的生活经验总结，但现在却有那么多农村子弟放弃读书这条向上攀跃、改变命运的途径，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想来，此间原因有二。
其一，学费贵。农村子弟大都家境贫寒，即便考上大学，四年本科至少7、8万元的支出，如此高昂的学费、生活费和拮据的家庭收入之间，势必形成极大落差，对于仅靠种庄稼或打工挣钱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很难承受。如据报载，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由此，考得上却上不起，成为农村子弟普遍的悲哀。
其二，就业难。农村子弟读书的目的当然是想“出人头地”。为了供孩子上学，很多农村家庭不是倾其所有，就是债台高筑，只寄望孩子能学有所成，将来能改变贫困的命运。然而，若无关系与背景，毕业后的农村子弟又怎能顺利找到向上发展的通道？因为当下的现实是，找工作拼的不一定全是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而是拼爹、拼裙带关系。当此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时，农村子弟的上升通道自然就被堵塞。
可见，高昂的教育成本、就业压力，造成一无资金实力、二无家庭背景的农村子弟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如网友感叹：农村子弟再怎么努力，知名学府都如镜花水月。那些能进大学的就算筹得起学费，四年后找工作既无“拼爹”优势也无学识优势，兜兜转转还得重复父母的打工老路，又何必上这个无用又无望的大学？
的确，说到底，如果农村子弟在现实中很难看到靠个人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又怎会不选择放弃？从这个角度出发，农村子弟到底有没有“春天”？读书究竟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此犀利的问题，其实不仅拷问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也拷问着社会公平的底线。
现实是残酷的，怎样才能改变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缩小地域间的贫富差距、平衡教育资源的投入、规划和缓解人才就业压力，让农村子弟有良好的出路，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纵然要牵涉多方利益博弈，解决起来会非常艰难，但还是需要着手寻找“药方”，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否则，就如上海市政协委员屠海鸣所言，“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始于文革后的1977年。可34年过去了，那么多农村子弟选择放弃高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解读为时代之幸的。”傅烨珉
其一，《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称，2010年946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直接打工。
其二，近日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显示，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读书改变命运，曾是许多农村家庭子女坚守的信条。如今看来，这一信条已受到挑战。因为，尽管中国素有“寒门出贵子”、“自古成才多磨难”的生活经验总结，但现在却有那么多农村子弟放弃读书这条向上攀跃、改变命运的途径，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想来，此间原因有二。
其一，学费贵。农村子弟大都家境贫寒，即便考上大学，四年本科至少7、8万元的支出，如此高昂的学费、生活费和拮据的家庭收入之间，势必形成极大落差，对于仅靠种庄稼或打工挣钱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很难承受。如据报载，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由此，考得上却上不起，成为农村子弟普遍的悲哀。
其二，就业难。农村子弟读书的目的当然是想“出人头地”。为了供孩子上学，很多农村家庭不是倾其所有，就是债台高筑，只寄望孩子能学有所成，将来能改变贫困的命运。然而，若无关系与背景，毕业后的农村子弟又怎能顺利找到向上发展的通道？因为当下的现实是，找工作拼的不一定全是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而是拼爹、拼裙带关系。当此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时，农村子弟的上升通道自然就被堵塞。
可见，高昂的教育成本、就业压力，造成一无资金实力、二无家庭背景的农村子弟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如网友感叹：农村子弟再怎么努力，知名学府都如镜花水月。那些能进大学的就算筹得起学费，四年后找工作既无“拼爹”优势也无学识优势，兜兜转转还得重复父母的打工老路，又何必上这个无用又无望的大学？
的确，说到底，如果农村子弟在现实中很难看到靠个人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又怎会不选择放弃？从这个角度出发，农村子弟到底有没有“春天”？读书究竟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此犀利的问题，其实不仅拷问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也拷问着社会公平的底线。
现实是残酷的，怎样才能改变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缩小地域间的贫富差距、平衡教育资源的投入、规划和缓解人才就业压力，让农村子弟有良好的出路，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纵然要牵涉多方利益博弈，解决起来会非常艰难，但还是需要着手寻找“药方”，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否则，就如上海市政协委员屠海鸣所言，“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始于文革后的1977年。可34年过去了，那么多农村子弟选择放弃高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解读为时代之幸的。”傅烨珉
